中国与日韩一样，尽管经济尚未达到高收入水平，但已提前进入低生育陷阱。超低生育率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包括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教育资源浪费、消费市场萎缩以及养老金体系压力增大等问题，并将进一步冲击房地产市场和资产价格。

　　2月27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日本出生人数连续第九年下降，为有记录的12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出生人数下降导致日本人口已连续15年减少。

　　日本出生人数持续下降，主要原因是结婚和生育的人数不断减少。2024年日本结婚人数较2000年下降了48.2%，妇女生育率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目前，日本约有30%的人口年龄在65岁或以上，这加剧了人口挑战，并拖累了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摆脱长达数十年的衰退。

　　尽管日本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并出台了全球最慷慨的育儿假政策，但去年，这个拥有1.24亿人口的国家，仅有近 72万名婴儿出生。这比2023 年下降了5%，比2000年下降了10%。与此同时，在超老龄社会中，每出生一个人，就会有两个人死亡。

　　值得庆幸的是，多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的结婚数量在2024年增加了 2%。然而，在此之前，2022年至2023年结婚人数下降了近6%。

　　二、韩国妇女生育率比2000年下降了一半，人口危机导致被关闭的学校数量倍增。

　　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4年每名妇女预期仅生育0.75个孩子，比2000年的1.48下降了接近一半，仅相当于1980年的四分之一。尽管政府投入了数千亿美元用于现金补贴和其他促进生育的举措，去年还宣布“国家人口紧急状态”，但危机却几乎没有得到缓解，今年又将有近 50所学校因没有生源而关闭。

　　根据韩国教育部上周日发布的数据，今年，这个东亚国家将关闭49 所小学、初中和高中，比2024年增加16所，是2023 年关闭学校数量的两倍多。

　　出生率下降给学校关闭蒙上了一层阴影。2024年，韩国有122所小学没有招收新生。

　　数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影响。受影响的学校中，农村学校占 88%，大都市地区只有少数学校关闭，首都首尔没有学校关闭。

　　去年，韩国结婚率上升了15%，并且出现了9年来首次的小幅婴儿潮，但这归功于新冠疫情的结束，不代表趋势性变化。

　　与此同时，韩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比例达到20%，正式进入“超老龄社会”。这进一步引发了政策制定者对人口结构变化对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影响的担忧。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认为，2.1的妇女生育率是一条能够维持人口平衡的生育率红线的生育率，即为超低人口生育率。

　　日本与韩国的人口问题并非孤例，虽然三个国家因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进入超低生育率的时间不同，但这三个唇齿相依的东亚国家，都在经受超低生育率所导致的人口危机的严峻考验。

　　日本的经济起飞较早，因此自1975年起便进入了超低生育率的人口危机阶段，当年日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2375美元。然而，得益于日本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生育政策，2000年日本的生育率降至1.4后，下降速度便变得非常缓慢，直到2024年还维持在1.2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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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的经济现代化早于中国，但晚于日本，韩国进入超低生育率的阶段比日本晚了10年。当年韩国的人均收入大约为1820美元。但韩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如日本，收入差距高于日本，其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之后，生育率一直在快速下降，2023年已经降至0.72这个全球最低水平。

　　中国直到改革开放才获得经济发展动力，但长期的人口生育计划政策提前抑制了中国的生育率。因此，中国从1991年开始，在人均年收入不足290美元时，也和邻居日韩一样进入超低生育率阶段。也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生育政策严重滞后，在取消二孩、三孩限制后，生育率依然持续下降。到2023年，已经下降至1.19。2023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511美元。但韩国生育率下降到1.2以下的201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9100美元，日本生育率2023年降低至1.2，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1900美元。

　　如果低生育率是高收入社会的通病，那么中国则是在中等收入阶段，提前患上了超低生育率的富贵病，这为中国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制定抑制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生育鼓励政策，制造了难题。

　　2024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954万人，比2000年的1778万人减少了46.4%；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比2000年的结婚848.5万对下降了28%。由此可见，生育率下降和结婚人数减少，对新生人口产生了叠加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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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虽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呈现下降趋势。但不可否认的是，生存压力较大、社会更加内卷的东亚国家，生育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趋势更为明显。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的移民率，比欧美国家低得多，这限制了其抵消人口下降的选择。此外，东亚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育刺激政策，也弱于欧美国家，应对生育率下滑的社会努力，也较弱。

　　东亚，特别是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将对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一系列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202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已显著加深，65岁以上人口占比持续上升。2023年约为14.9%，预计2035年将超过20%。超低生育率意味着未来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老龄人口增长，导致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老龄人口增加对社会保障系统的压力巨大，如养老金、医疗服务需求激增，而年轻人口减少导致缴费人口减少，形成“倒挂”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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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出生人口减少，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进一步萎缩。2024年劳动年龄人口已比2010年高峰期减少约4500万，未来可能加速下降。这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严重短缺，尤其是制造业、建筑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影响社会生产活力。

　　实际上，我们也面临着韩国一样的学校关闭的人口负面影响。出生人口减少导致幼儿园、小学等基础教育资源闲置。2024年中国出生人口仅954万人，只有2000年1778万人的一半左右，教育机构面临招生困难，导致大量托幼机构、中小学校可能关闭或合并，教师失业或重新分配，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加剧，相关产业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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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规模为人均消费水平与人口的乘积，出生人口减少直接影响未来消费市场规模。玩具、服装、教育等与儿童相关产业将面临更严重的需求萎缩，家长消费意愿下降可能拖累整体消费增长。内需不足将加剧对出口依赖，面对外部如特朗普关税威胁的经济压力时，抗风险能力将下降。

　　202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已显现，地方财政压力增大。超低生育率导致缴费人口减少，而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领取养老金的人群规模扩大。从而导致养老金系统可能面临“入不敷出”的危机，需依赖财政补贴或延迟退休政策。然而，延迟退休可能引发年轻劳动力不满，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若社会保障水平无法及时提高，民众对未来的不安感可能抑制消费和生育意愿，形成恶性循环。

　　出生人口减少和结婚率下降直接影响住房需求。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数降至610.6万对，比上一年下滑20.5%，这意味着新房需求减少，导致房地产市场可能进一步冷却，房价持续下跌，进而导致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相关税费收入减少，银行不良贷款上升，资产泡沫破裂风险增加，可能引发信贷危机，拖累整体经济。